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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泊生在一、二地委工作的日子里--节选自《小村之魂》佘玉坤著

2018年7月18日 00:00:00

 

1939年11月,王泊生调任冀南一地委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一地委书记,后又调任二地委书记。

徐光是马金昌的夫人,王泊生任二地委书记时,她任二地委妇救会主任。

笔者访问徐老时,她说:“我没调二地委以前就听说泊生同志工作作风严谨,对同志要求特别严格。说实在的,开始往泊生同志手下调,还真有些怵头。可我调去以后对泊生同志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工作要求严格是一贯的,他不仅历来注重妇女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妇女干部,他经常说,往往妇救会工作搞得好的地方,其他工作一定做得好,轻视妇女和妇女工作的人,其他工作也很难做好。另外他很注意培养妇女干部,我任二地委妇救会主任时,妇女工作繁杂,整天忙不过来,但我没好意思向组织要人。可突然有一天泊生同志领到我面前一位妇女说:‘我看你整天跑东跑西的忙个不停,这是给你配备的副主任。’我高兴得不得了,心想,领导是多么关心妇女工作啊。后来组织上调我去四地委工作,当时,自己觉得在泊生同志手下干工作非常顺心,不愿离开他,于是我去找当时的区司令员陈再道和负责人彭学贵,他们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到哪里干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领导的安排是命令,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泊生同志也来鼓励我说,你去四地委工作很好,乔晓光(注:时任四地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志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书记,他很重视妇女工作,你同样会干好工作的,后来我去了四地委。”

徐光还说:“泊生同志在延安抗大当过政治教员,组织上让他兼任太行山党校(在太原郊区)副校长,领导派我去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泊生同志不断给我们上课,还向他学了很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知识,毕业后他又送我去延安抗大学习。说实话,在泊生同志日常的熏陶和教导下,我的政治觉悟确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和工作方法,实在是受益匪浅哪。泊生同志做人一身正气,政治敏感性强,跟他在一起干工作,总觉有使不完的劲,虽和他工作相处时间不太长,但可以说,泊生同志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据曾与王泊生在二地委一起工作的郭立文(注:抗战期间曾任二地委妇救会主任,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2014年7月1日笔者在北京协和医院访问了她)以及曾在冀南工作过的黄甘英(注:全国妇联副主席,2014年6月30日笔者曾电话访问她)、张洁(又名李杰,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2012年8月6日笔者曾电话访问她)等人回忆:王泊生同志对工作严肃认真,这在冀南机关是出了名的,对我们妇女工作更是如此,郭力文老人说:“泊生同志对工作的要求一向是严格的,尤其他给我们布置工作时,总是很具体并注重量化,所以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都要有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浮躁应付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革命形势,王泊生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不顾身患肺病,日夜操劳,忘我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动员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组织开展民主简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工作,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大家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据王泊生的儿子王维智回忆,这期间,曾两次去区党委找过父亲,虽然年幼,但印象很深。

一次是王泊生刚刚调到束鹿时,王泊生来冀南区开会,捎信说想儿子了,最好让邻居佘克明送来。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冀南区党委为保障抗日经费,改善人民生活,推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笔者于2012年5月15日曾访问过郗光老人,据他回忆,当时景县与其他县的情况有所不同,因县、区的抗日干部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较多,这项政策一宣传,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干部纷纷给家人做工作,于是不少地主、富农拿出地来分给贫苦农民种。像孟庄的孟繁兴区长、王谦寺北面孙庄的孙炳臣(三区区长,地主出身)等纷纷退地。这样以来,“合理负担”的政策很快落实了,抗日经费也有了保障。王泊生虽在外地忙于工作,但他不忘家乡父老,不忘受苦受难的农民。王泊生刚到束鹿工作后,就两次给家中写信,劝父亲“把家中多余的土地给穷人分分,自家留下一部分,够吃就行了。”他父亲回信说自己仅留了30亩地,对其它地的去向却含糊其词。王泊生心有疑虑,因此找借口说想孩子了,并让邻居佘克明把孩子送去。实际上他是想通过这两个人,把家中土地的事弄个明白。据笔者父亲佘克明生前介绍说,当时他把王泊生的儿子王维智送到南宫的一个村庄,王泊生见了儿子自然高兴,但一见面就问家中有关地的情况,维智虽是个孩子,但也知道爷爷卖地的事,就把爷爷将邻近牟榆林村的40亩地,卖给牟榆林村民的事,如实告诉了父亲,同时佘克明也证实了这件事。王泊生听到后很生气,他认为父亲这是同抗日政策唱对台戏,就责成佘克明回去后让父亲王国祯把地再买回来,无偿的分给穷人种。佘克明回来后,向王国祯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和王泊生的想法,并劝说王国祯把地分给穷人,否则泊生会亲自回来办理此事。王国祯深知儿子的脾气,如再坚持反倒麻烦,于是把卖出的地又买回来,分给了本村的穷人们。

王维智另一次去找父亲,大约是在王泊生调五地委前后。本村在五军分区任交通员的王利博骑自行车来景县例行公事,路经郑古庄村,王泊生的妻子让儿子王维智捎上自己的一些私房钱,跟着王利博去看王泊生。临行前,王泊生的妻子对儿子说:“你爹虽是区里的大官了,可还是个穷八路,这钱让他自己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吧。”王维智见到父亲后,把母亲交待的话说了一遍。可王泊生接过钱后,马上通知伙食管理员过来,让其把这些钱换成冀南钱票,并说,这些钱就做大家的伙食补助金吧。

据王维智回忆,那天他们吃罢晚饭后,走到父亲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正好碰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八路,父亲说:“玉林(维智的乳名),你再长几年就和他一样大了,以后也当个小八路吧!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光打胜仗。”说着,随手把维智抱在怀里,又双手举高两次,并随口说着:“快长啊!快长啊!”

前面提到过,王泊生自小就同情穷苦农民,经常给他家的长工偷送衣、食等物。他在泊师上学时,每逢放假回家,他总爱和长工张书德(小冯古庄人,比王泊生年龄稍大些)一起下地干活,在一个屋睡觉,借机向长工张书德宣传反对封建剥削的革命道理。王泊生走向社会后,每逢回家又总是给张书德讲解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革命道理。在王泊生的感召教育下,张书德跟他去冀南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后来当了分区的侦察员,工作积极肯干,作战非常勇敢,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长期革命工作的实践和磨炼,使王泊生养成了许多优良的工作作风。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坚持原则,尤其对身边人员要求更加严格。陈登老人回忆说,和泊生同志乍一接触,总觉得他板着脸,其实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觉得严肃反倒可敬,严格反倒可亲,往往越是身边的人,他要求得反而更严格。

陈登老人曾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王寒(注:抗战时期曾任阜东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同志与王泊生是一个村的本族人,也是王泊生介绍入党的。有一次王泊生让王寒写一份工作汇报材料,王寒写完后交给王泊生,王泊生一看写得了草,很严肃地批评王寒说:“写材料这么了草,这说明你对其他工作也草率从事,这种恶习要不得,重誊一遍!”王寒认真的接受批评,从此以后他写材料、干工作都是一丝不苟。

记得笔者父亲佘克明因战疏散在家时,每逢春节,村里总有一些老干部回家探亲,老干部们总要约时间到笔者家聚一聚,老人们在一起回忆往事,谈古论今。偶尔一次,笔者听他们说王原则如何如何。后来问父亲王原则是谁,父亲说,王原则是郑古庄的老干部背地里送给王泊生的雅号。父亲说,王泊生干工作原则性强,丁是丁,卯是卯,一贯严肃认真,尤其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不顾情面。王泊生与郑古庄的干部接触的机会较多,在工作中对郑古庄村干部的要求反更严格一些。

王泊生的儿子王维智回忆,王泊生的后邻居王维乾是泊生的本家侄子,入党参加游击队后,因王泊生知道王维乾平时爱瞎絮叨,所以曾严肃地批评王维乾说:“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说话要检点,注意影响,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做的不能做,你得到的信息更不要在群众中瞎说道。我方的情况要是从你嘴里走漏了风声,我对你绝不客气!”

后来笔者在访问刘文林老人时,他说:“郑古庄的佘方泽、王维勤这些老干部们,见到我时,总爱半开玩笑地说‘你大舅哥这个王原则,越是一个村的、越是亲戚,反倒严上加严,我们都没少挨他批,跟他在一起工作,一丝也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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