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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泊生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节选自《小村之魂》佘玉坤著

2018年8月10日 11:48:30

 

1940年8月,王泊生调任冀南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因长期的奔波和无休止的工作,王泊生的肺病已相当严重,时常咯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婉言谢绝,仍努力坚持着工作。

王泊生博览群书,勤奋好学,知识面广,善于思索,因此他分析问题透彻,认识问题尖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时任中共德石铁路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杜道周(注:建国后任“工人日报”党委书记,中国记协新闻学院党委书记等职,笔者于2011年10月27日访问他)说:“我和王泊生熟悉,他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我听过他的两次讲话,他讲话立意明确,没有赘语,论述道理深入浅出,善于把抽象问题形象化,宏观问题具体化。讲话突出的特点是有哲理,论述有辩证法的味道。泊生本人是一个严肃严谨的人,但讲起话来,很是诙谐幽默。”

据郗光老人回忆,1940年下半年,他参加过冀南区党委在北小留仝召开的反对左倾错误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规格较高,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张策、王任重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王泊生时任五地委书记,他在会上讲了话,他讲话的题目是“谈谈左倾错误”。他的讲话旁证博引,通俗易懂,逻辑性强,说服力强,并且字字句句都能送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会堂鸦雀无声,那气氛真是房顶上掉下根针来也会听到的。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对犯左倾错误的人那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种人好像抹口红的贫困女人。听他的讲话就像看一个演员在台上做精彩的表演一样,所有参加会的领导无不佩服他天才的演讲。

王泊生总是在形势最复杂、革命最艰难的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据《冀南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李松霄”》一文载:当时五分区形势十分复杂,条件十分艰苦,铁路、公路沿线均为日伪军占领,并在不少村镇修筑炮楼,设置据点。同时枣强县等地的敌人还唆使地方土豪劣绅,利用群众对抗日政权不了解、迷信落后的特点,使用威逼利诱的卑鄙手段,组织起所谓“日坎会”、“六离会”等,驱使他们与抗日政权为敌。这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抗击日军,打击伪军、伪政权,并分化瓦解被敌人利用的迷信落后组织,建立巩固的革命游击根据地。日军为割断冀南四、五分区的联系并掩护德石公路的修建,强迫群众挖掘由郑家口至冀县的一条隔断深沟,沿沟修有碉堡防守。这时,地委书记王泊生和李松霄率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到隔断沟一带,发动组织群众,配合部队拔除沿沟敌伪据点,平毁隔断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直至日军投降前,未再修成此沟。

这个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为完成它的“囚笼”政策、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和“扫荡”的疯狂时期。他们强修德石铁路和多条公路,架设了许多碉堡和据点。所谓“囚笼”政策,当年刘伯承曾这样解释:“作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线、公路线和据点,把我们抗日军民捆起来。铁路好比是一根根柱子,公路好比是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好比是一把锁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囚笼,用这种囚笼把我们抗日军民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为了打破敌人的这一恶毒政策,我们冀南抗日军民展开了交通破击战。

由于敌人恶毒政策的实施,形势非常严峻。时任王泊生秘书的刘晨光(注:建国后任民政部安置局局长,笔者于2011年4月25日和2012年12月22日两次去京访问他)曾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在此时期,干部连续被捕与牺牲,尤其是‘八.一三’惨案(武邑三个青救会主任与地委宣传部长王启光等12个干部一次牺牲)后,五分区群众大都对抗战失掉了信心,干部思想极度混乱,滋长着悲观失望情绪。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泊生同志开始到五分区工作了。”

王泊生善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刘晨光老人回忆说,王泊生在五地委工作时,冀县有个燕家庄,是个大村子,开始这个村的党支部很有战斗力,为抗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周边各村的党支部都以这个村为榜样,因此这一带的抗战工作也很有起色,大家风趣地说,燕家庄是我们的领头雁。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村的工作逐渐下滑、被动,甚至到了落后的地步。周边村的支部看到燕家庄成了落后村很不理解,燕家庄的党员群众对党支部的意见也很大,该村党员群众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登着梯子上房了,可党支部却把梯子给撤了。意思是说大家由于党的宣传鼓动,抗日的劲头上来了,可现在支部反而退缩了。王泊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燕家庄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如不认真解决,会给全局工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于是王泊生带领刘晨光和另一位同志深入到燕家庄,首先与党支部成员逐个谈心,然后深入各户访问,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为彻底解决这个村子的问题,他根据情况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详细分析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在村里一住就是七天,后来终于摸清了情况,找出了症结所在。最后王泊生对支部中一些对抗战持有悲观情绪的干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通过讲形势、摆道理,循循善诱,使支部的全体干部明辨了是非和方向,重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王泊生认为燕家庄的状况突显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于是他把这次深入调查解决问题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在五地委《滏运报》上发表后,冀南区党委认为这份报告切中时弊,针对性强,很快在冀南区党委创办的《冀南日报》上予以刊登,这对指导冀南区的全面抗战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燕家庄党支部精诚团结,工作出色,又重新成为模范党支部。

据时任中共武邑县委组织部部长国芸(注:建国后任化工部干部处处长,笔者于2011年12月19日在北京访问了她)回忆说:“有一时期,上级领导布置我们下村宣传妇女解放和扩军两项工作。妇女解放工作包括宣传男女平等、扫文盲、放脚、放纂(解放前妇女在头后面梳成的头发疙瘩)、留短发等。我们下乡呆了约十来天的时间收效甚微。大家觉得,妇女解放工作越是富裕的家庭越好做工作,而越贫穷的家庭反倒难做工作,而征兵工作则相反。有一次泊生同志让我们汇报相关情况。他问我们下乡到了哪个村庄,去了哪些户,户主叫什么名字,家庭状况如何,是怎样宣传的,群众反应如何......问的是那样的细致,并时时做记录。现在回忆起来,他那认真的神情还历历在目。老实说,我们做的工作没那么细致入微,哪里经得起这么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盘问!汇报会上他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并说:“搞这些工作必须真正深入到户,工作做到家,‘家’是什么意思?就是伏下身子去干工作,事事落实到人头上,话要说到人家心坎里,让人家心服口服。人家在炕上做被子,你就给人家穿针引线;人家烧火做饭,你就给人家淘米拉风箱;人家去耪地,你就抄起锄头、甩开膀子拉上几锄......要利用和他们干活的时间与他们逐渐建立感情、交朋友。我们要做到老百姓的炕头上,走到老百姓的地头上,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渗透我们的思想,群众一旦认可了我们,再给他们讲妇女解放的好处,讲当兵抗战的道理,他们才会听得进去,会慢慢觉悟的。不是群众思想落后,而是我们光硬性的讲大道理的方法不可取。此后还给我们讲做群众工作要先易后难,因势利导,对症下药等工作方法。”

    国老说:“ 通过这次汇报会,我们体会到,和泊生同志一起工作,必须深入细致,真杀实砍;浮皮潦草,马马虎虎是交代不了的。后来我们按照泊生同志教导下村到户扎扎实实干了一段时间,果然这两项工作都收效很大,并在冀南《滏运报》和《妇女呼声》报刊上表扬了我们。也正是我这样深入到群众中,这家贴糠饼子,就在这家吃糠饼子;那家熬稀菜粥,就在那家吃稀菜粥。一进村大家都热情的喊国大姐国大妹的。说句大话,当时我在那一带也算小有名气的,敌人那时发布告说,谁抓住国芸赏200大洋,知情送信者赏50大洋,可是我天天在村里走东家串西家,却非常安全。有一次,我在一个村子里做工作,正赶上一群日伪军来‘扫荡’,一个老大爷套着大车,让我装扮成农村妇女去串亲的样子,把我安全送出村来。我想这也是由于泊生同志教育我们和群众交朋友的结果吧。

王泊生最大的工作准则是密切联系群众,厉行勤俭节约。就在他去燕家庄调查回来后,发现干部食堂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他立即把伙食管理员王俊才找来问其原因,王俊才说,当前形势严峻,同志们工作非常辛苦,有的干部建议提高一下生活标准。王泊生听后很严肃地说:“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生活条件还很差,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我们干部怎能搞特殊?”于是干部的伙食标准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王泊生患有严重的肺病,有一热心人贡献偏方,说喝野兔鲜血能治此病。有的干部通过有关人员告诉了附近爱打野兔的猎人,有的猎人捉到了还没死的野兔,顾不上回家便送给王泊生的警卫员,警卫员马上拿去放血送给王泊生,王泊生说:“兔血我喝了,可这只野兔要给猎人送回去。”警卫员说:“猎人送来时就说了,这兔肉让首长炖炖吃了,也许会治病呢?给猎人钱,人家说啥也不收。”王泊生说:“再送兔子来时无论如何也要把钱付上。”说着让警卫员把野兔送到了干部伙房,并对管理员说:“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吧!”

据国芸同志回忆:“由于连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得我们的生活异常艰苦。泊生同志重病在身,其他领导成员总想从伙食上照顾他,让炊事员给他单做一点白馍和好菜,他总是婉言谢绝,可其他领导还是让炊事员再做,泊生同志严肃地批评炊事员,闹得炊事员左右为难。有一年蝗虫成灾,大家逮了一大堆蚂蚱,我们把蚂蚱的头一拔就把屎带出来了,然后去掉翅膀就放在锅里煮,煮熟后撒两把硝盐就吃。我们美其名曰‘炖蝗肉’。泊生同志和我们一块吃,边吃边开玩笑说:‘蚂蚱是吃老百姓的庄稼长大的,我们吃它的肉,这是对它的报复,这也算我们改善了伙食。’轻易不开玩笑的泊生同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

国老回忆起战争年代的一件往事:“那时的面粉很紧张,记得有一次领导照顾妇女每人十斤面粉票,当时有一个区委书记叫谷金熙,其妻子怀了孕,我认为他家更需要,就把面粉给了谷金熙,泊生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对我说:‘你发扬风格了,还是再给你一袋吧。’我说什么也不要,后来泊生同志在一个场合表扬了我。四十多年后,我回武邑县参加党史座谈会,又碰到了谷金熙,他当时在湖北省工作,谈起这件事,他还很感激我。我们又谈起了当年跟泊生同志一起工作的艰苦岁月,谈到了泊生同志的牺牲,我们都为此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王泊生的政治演讲慷慨激昂,有很强的鼓动性,大大增长了军民的士气。刘晨光回忆说:“王泊生同志调五地委后,正值破击德石铁路。我曾参加过他主持召开的破击德石铁路动员大会,会议是在景北县北西庄召开的,他的演讲稿是由我起草的,会前我递给了他,可王泊生在讲话时,却脱稿讲起来。他慷慨激昂而带哲理的演说,使我终生难忘。会上各方代表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发言表决心。当时冀南军区以新七旅、新九旅的主力来配合五分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破路,新九旅的旅长桂干生表决心说,‘我旅要全力配合地方军民破击铁路,我们的口号是:只要有新九旅,就没有德石路;有德石路就没有新九旅!’那次会议场面之壮观、与会人员情绪之高涨实在少见。这次会议增强了与敌斗争的勇气,奠定了我军民胜利破击铁路的信心。

刘晨光说:“王泊生不仅是破路的指挥员还是一名破路的战斗员。”刘老还给笔者讲述了亲眼目睹王泊生去德石路参加破路的实际情况。

“我随王泊生同志多次去青兰、王瞳、龙华一带破击铁路,一般是傍晚时分出发,黎明前返回,但也有时根据需要提前出发,如下午出发甚至上午出发(这时一般是零散出发),到达地点后藏在庄稼地里或分散在距铁路较近的场里睡觉休息,一般等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动手,有一次我们下午三点多钟就赶到了,正赶上下小雨,大家只好这么淋着,我给王泊生同志联系了一家农户去休息,他死活不肯,他说,一是给老百姓添麻烦;二是敌人来了还有可能连累老百姓;三是不便于随时指挥破路。他愣是同我们一起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一直坚持下来。这次破路完工以后,雨仍下个不停。因来时为了带回‘战利品(破路拆下的铁轨上的小部件)牵来了五匹牲口(马和骡子),大家把东西集中到四匹牲口身上,腾出一匹马来让王泊生骑,大家没少费口舌,总算让他骑上了马。可刚走出几里路,就碰到了妇女干部国芸,王泊生下了马,让国芸骑。国芸说:‘天下着雨,你身体又不好,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早会儿骑马回去吧。’国芸说什么也不肯上马,这时王泊生严肃地说:‘不得找任何理由,你必须骑马回去!’国芸看泊生的神态和口气,知道再反驳也是无济于事的,只得服从‘命令’骑马回去了。”

刘晨光老人说:“当时在五地委传送着这样一种说法:做泊生式党员,当泊生式干部。王书记(他总这样称呼王泊生)的革命思想之坚定,工作作风之扎实,生活作风之严谨,是我们无法比拟的,他不但刻苦学习、精于演讲、善于发挥,而且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哪怕是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是如此。譬如,他平时吃饭狼吞虎咽,走起路来一阵风,都令我们佩服。后来,我和李陵(又名李玉生,曾任王泊生的秘书,已牺牲)、孙明熹(曾任王泊生秘书,笔者已访问)谈论起王书记来,虽然他平时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可总感觉这一生能和王书记在一起工作,是一种荣耀。因为在那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是王书记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改造了思想,增长了才干。虽然他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形象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榜样。”

据郑古庄村一些老人回忆说,郑古庄村出了这么多抗日干部,当然是受王泊生革命思想的影响,这村也成了抗战老堡垒村,正因如此,当时五地委的德石路破击指挥部就设在郑古庄村。所以,这使得原来在工作期间不大回家的王泊生也不断住到自己的村里了。

据王鸣凯(注:王泊生的本族弟弟,是泊生的南邻,曾参加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老人回忆,在破路期间王泊生凭着人熟地熟的优势,经常在郑古庄村召开有关破路的各种会议。王鸣凯的北房西里间有一个夹皮墙,通里边有一地道口,一有敌情,王泊生和指挥部的王力全、陈仝等人就躲在里边,照常在里边研究问题。几乎每到傍晚时分,王泊生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带领着附近各村的群众就出发了。郑古庄的老人们说,王泊生当时肺病很严重,他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这样拼命的工作,村里的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大家劝他休息,他的一句口头禅是“没什么”。王国山和王泊生住一个胡同,又曾给王泊生家当过长工,他受王泊生的教育和影响很深,193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王国山是村里的干部又是本村破路小队的队长。据王国山的女儿王涣荣、王涣生、王涣臣回忆,父亲在世时总给他们讲抗战期间,在王泊生的领导下破击铁路的故事:1940年下半年,那时或隔三叉五、或三天两头去破击德石路。这期间,父亲曾参加过王泊生主持召开的两次会议,并几次和王泊生一块去破路,王泊生有马不骑,他说与大家说着话一块走更好,路上王泊生总爱给大家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讲破路的意义和方法,甚至很多细节也都要讲到。有时还与老乡们拉家长里短的故事,时而低沉严肃,时而有说有笑。同行的人都说,听王泊生的一路谈话,就等于上一堂政治课。

据王涣荣姊妹回忆,其父亲说,开始破路时无经验,大家总是注重往回多运一些拆下的铁轨、枕木等东西,这样费时费力,破坏性小。干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摸到了窍门,先把要破的路分成几段,卸掉段与段之间的夹板螺丝,然后交错着挖路基半边,这半边挖得很浅,那半边挖到一米深,之后许多人站到挖空的铁轨上,从浅的这边伸进大杠子,再在伸杠子这边的铁轨上拴几根绳,撬的撬、压的压、拉的拉,王泊生就参加过父亲小队的破路活动。王泊生说,我们三方面的劲要用在一起,并喊着号子,但号子要低沉有力,不能惊动敌人。我们照此办理,铁轨一下子就翻过来了。然后我们再用力把铁轨拉弯,并拉到路基下边。这样做,比以前省时省力,且破坏性大,敌人也难以修复。

据《枣强文史资料》第五辑“王泊生烈士”载: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王泊生首先召开了区委以上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作了充满爱国热情的讲演。他说:“日本鬼子修筑德石铁路,是专为掠夺我国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有敌没我,有我没敌!¨¨¨”他的讲演激发了同志们的战斗热情,增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政委的报告,句句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听后像吃了壮心丸!”很快打开了五分区的斗争局面。他在带领军民开展德石铁路破击战的斗争中,不顾病体虚弱,和战士群众一样,抡着大镐,汗流满面,手磨破了露出血丝,还不肯休息一下。他今天在路北,明晚在路南,很少吃上一顿热乎饭,睡上一个囫囵觉,他眼熬红了,身体瘦了,肺病吐血加重了。破路归来,同志们都休息了,他还要考虑明天的工作,日记本上划着一、二、三、四的工作任务。他的工作时间之长和劳动强度之大,就连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难以承受,可是他硬是坚持着、坚持着¨¨¨他的病越来越重了。一次,他正在一个动员会上讲话,突然“哇”地吐了一大口鲜血,他以为台下的人没有看见,就忙着用脚把血踩住,继续讲话,其实同志们早已看在眼里,只是被他舍生忘死的精神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人们禁不住热泪滚滚。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把会开完。

泊生同志擅于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术,巧妙地同敌人周旋,抓住有利时机,狠狠打击了敌人。铁路、公路破击战坚持了一年多,敌人修,我们破;破了修,修了再破,有的地段反复多次,大大地消耗和疲惫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修路进程,打破了敌人增援山区的计划,增强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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